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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是当时方案的设计者之一，他曾经告诉媒体，如果按照最初的思路，至少有1/5的正局级部门将被撤销或合并，改革对这些部门以及个人利益的触及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改革时机成熟，并不代表曾经的改革阻力已经消失，相反，在马敬仁看来，改革的阻力更甚以往。

　　不管如何，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制约协调调子已定，这不仅是执行中央和省里的决定，更是历史的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阻。

　　六年前无疾而终的深圳行政体制改革，如今再次带给人们期待。

　　前日，广东省政府网站转发省发改委相关意见，明确表示支持深圳探索形成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政府架构。事实上，在早前发布的《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试验方案》中，这段被视做行政管理体制改革亮点的表述，就已经引起广泛热议和解读。

　　改革的车轮能否就此长驱直入，是眼下人们最关注的。

　　专家称深圳一直在铺垫

　　2006年3月出台的《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就是马敬仁所说的铺垫

　　在深圳综改方案公布前夕，获得消息的媒体已经提前展开解读。而在各种解读的报道中，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沉寂六年之后，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

　　新京报5月25日就以《深圳有望重启“行政权三分”改革》为题报道综改方案即将公布的消息，报道迅速被各大网站转载，不少观察人士、评论员也纷纷就此展开评论。

　　事实上，《深圳综合配套改革总体试验方案》在谈到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时，表述为“建立健全决策、执行、监督既相互制约又相互协调的权力结构和运行机制，实现决策相对集中，执行专业高效，监督有力到位。”

　　深圳大学管理学院教授马敬仁是六年前那次改革方案的参与者，对于那次方案的流产，他有一定的发言权。“改革的最终方案已经偏离当初意愿，自然就改不下去了。”马敬仁告诉记者，按照起先的思路，深圳要对政府部门进行撤并和调整，设置若干决策局、执行局和一个监察局，这就意味着几乎要对当时的政府架构推倒重来，“协调难度太大，牵涉利益众多，根本难以推进。”

　　“就拿决策部门来说，最开始规划的是3个，协调了之后增加到12个，再协调就到了21个。”马敬仁说，根据改革的方案，决策部门级别很高，数量不宜多，从3个增加到21个，改革在利益面前“走形”，已经失去了意义。

　　汕头大学法学院院长杜钢建也是当时方案的设计者之一，他的解释更为直白，他曾经告诉媒体，如果按照最初的思路，至少有1/5的正局级部门将被撤销或合并，改革对这些部门以及个人利益的触及是无法回避的现实。

　　尽管利益的坚冰让六年前的改革望而却步，在马敬仁看来，改革只是没有人们期待的那样大踏步前进而已，“实际上一直没有停下来，大家说不了了之是言过其实的。”“六年来，深圳市一直在做铺垫。”马敬仁表示，近几年，深圳市进一步精简了决策部门，同时大力培育非政府机构，注重发挥中介组织作用，以及推动社区改革，都是在为全面推进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制约协调做准备。“这是一个系统工程，需要一个渐进过程，就好比要先喝汤后吃饭，一步一步来。”

　　2006年3月，深圳市出台的《深圳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试点方案》就是马敬仁所说的铺垫。那次改革也意在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制约协调。

　　经过六年的铺垫，马敬仁认为，深圳推行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制约协调的时机已经成熟，同时，国家大部制改革也为深圳此次改革吹来了春风，“大部制在中央层面铺开，部委的大工业、大卫生、大交通等已具雏形，正是改革的良机。”

　　有民间观察人士也认为，深圳在大部制方面在全国较早进行尝试和探索，可以说，是最有条件进行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制约协调的城市。

　　小步向前渐进策略

　　“不要一步到位，可以慢慢调整，最终实现精简的目标”

　　改革时机成熟，并不代表曾经的改革阻力已经消失，相反，在马敬仁看来，改革的阻力更甚以往，“过去只是局部推开，比如说设了建筑工务署，设了行业协会服务署，只是在国土、交通等部门尝试过，现在要全市推开，重组的力度会更大，难度也会更大。”

　　事实上，当年可能迫使改革无疾而终的部门调整和机构撤并，如今仍然是摆在改革面前的一大拦路虎。

　　“如果要实现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相互制约协调，机构调整和撤并不可避免。”一位民间分析人士表示，这就意味着对部门利益重新洗牌，势必会冲击到一些既得利益群体。如何平衡部门之间利益关系，将改革阻力降低到最小，是改革者们无法回避的难题。

　　机构调整除了利益大洗牌之外，还会涉及到人员的重新分配。这恐怕是改革者最为头疼的。“机构撤并调整会导致出现一批‘赋闲’官员和员工，分流安置一旦不当，甚至有可能发生影响社会稳定事件。”这位民间分析人士认为，人员安置可能是左右改革能否达到预期效果的瓶颈。

　　“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制约协调必须是和大部制结合在一起的，但是深圳大部制还有多少潜力可挖，也让人担忧。”因特虎网络三剑客之一、知名评论人士金心异的担忧不止如此。他认为，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制约协调是行政体系内部的调整，是否会导致部门内部的调整，是否会变成政府自己监督自己，“还有部门合并后谁当老大，权力边界怎么划分，都不让人乐观。”

　　也许是6年前的教训反思，民间对此次改革的路径选择也显得较为理性。“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还是应该一步一步来。”马敬仁表示，此次改革应当采取渐进式策略，比如决策部门精简不要一步到位，可以慢慢调整，先精简几个，再精简几个，最终实现精简的目标。

　　深圳市社科院院长乐正也持有相同观点。他认为，为了避免改革阻力过大阻碍改革，此次改革可以按照决策、执行、监督平级的模式来推进，避免引起部门的强烈反弹，导致历史重演。

　　对于如何推进此次改革，官方和民间普遍将目光落在深圳已设或将设的功能区上。比如光明新区，深圳已经有意选择其作为行政层级精简的试点，探索一级政府三级管理。是否今后深圳行政管理体制改革都会选择光明等功能区“开刀”？马敬仁对此不以为然，他认为，光明新区在政府扁平化等方面条件较好，可以率先尝试，但是光明新区条件再好也只是一个区，它并不是一个城市，指望通过它的试点解决全市层面的问题并不现实。

　　这次能走多远？

　　会否重蹈当年覆辙，乐观者和悲观者皆有

　　根据媒体报道，深圳市目前正在起草包括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在内的综改具体实施方案，而且内容高度保密。六年之后重启改革，无疑会吸引人们更多的期待。但是，此次改革会否重蹈当年覆辙，希望越大会否失望也越大，乐观者和悲观者皆有。

　　深圳本地某知名评论人士表示，改革能否突破阻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改革能否从其未来的获益者身上凝聚力量，而在此次综改方案中，特别提到了依法行政、完善公开征询机制等内容，这为司法介入和公众参与提供了想象空间。“有理由相信，民众对清廉、高效的政府服务的需求，将逐步转化为行政体制改革动力。”

　　相反，悲观者认为除了改革阻力过大，深圳目前上下欠缺改革动力和改革精神，已经没有了当初的冲劲。也有人认为，深圳刚刚经历的政坛“地震”也会延缓改革的进程。

　　不仅改革进程受到质疑，改革的效果也被很多人打上问号。市民王先生认为，如果真正完善了由人民来监督权力运行，那么行政权本身分散反而会影响效率，因为行政权外部已经受到制约与监督。而民间分析人士蒋先生提出，决策权、行政权、监督权制约协调只是行政权力的内部制衡，是权力制约权力的设计，如果没有相关改革配套，这一改革很可能流于形式，难以发挥实际作用。

　　历次机构改革中，往往会出现越精简机构越庞大的尴尬局面，这也是此次改革让人担忧的地方。“改革过渡期，局部膨胀是可以理解的。”马敬仁认为，改革涉及到新旧交替，不可能像电脑格式化一样一下子把过去的清理掉，即便出现越精简机构越庞大的不协调局面也是正常的，“但是改革完成后一定会达到精干、高效、降低成本的目的。”

　　不管如何，决策权、执行权、监督权的制约协调调子已定，这不仅是执行中央和省里的决定，更是历史的大潮，滚滚向前，势不可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