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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习近平总书记曾强调，“一带一路”和互联互通是相融相近、相辅相成的。如果将“一带一路”比喻为亚洲腾飞的两只翅膀，那么互联互通就是两只翅膀的血脉经络。

北京大学全球互联互通中心主任翟崑教授在接受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独家专访时对互联互通的内核及面对的艰难险阻作出详细解读。

    中国经济时报：即将召开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把“推进互联互通务实合作，实现联动发展”作为重要议题，习近平总书记也多次强调互联互通，为什么互联互通在“一带一路”建设中意义如此重大？

    翟崑：“一带一路”倡议也可以认为是中国引领的全球互联互通建设。中国领导人还在一些地区和多边合作机制上提出亚太互联互通、东亚互联互通，全球基础建设合作等倡议。这些倡议整合在一起，就是全球互联互通。全球互联互通的内核是物理、制度和人员等三方面的互联互通，通过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五通”政策来推进实现。举例来说，未来从中亚到我国内陆，再走“西气东输”路线直抵连云港的油气管道以及从内蒙古口岸放射出来的“草原丝绸之路”，将直接与中国－东盟港口城市合作网络对接，进入“海上丝绸之路”，成为联系太平洋西岸、东南亚和南亚的战略通道，对地区乃至“第三方”在中亚等内陆投资利益形成扩散效应，日本在哈萨克的矿产、油气资源投资将获得更加便利的区域性运用。由此来看，“一带一路”所带动的周边与全球的互联互通，更有形，更自信，更宏大，开启了全球互联互通中国贡献新篇章。

    中国经济时报：你曾经提出，“全球互联互通是全球化时代的根本特征”，“丝绸之路本身就是一部全球互联互通史”，那么“一带一路”将在人类全球互联互通史中占据怎样的位置？

    翟崑：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世界普遍面临发展困境，“一带一路”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更是如此。中国的经验证明，发展基础设施建设是实现经济发展的一个有效路径。而在全球范围内，只有中国有意愿、有能力、有经验，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发展契机。

    “一带一路”的标志性意义在于，中国在为地区和世界提供公共产品，推进全球治理方面，迈出了关键一步。“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随着中国崛起，如何做负责任的大国，为地区和全球提供公共产品，日益成为中国对外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对中国的普遍期待。

   “一带一路”需要按经济规律办事，这就需要中国不仅要投资互联互通，更要创造更高附加值，优化和提升沿线地区产业网和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一带一路”主张打通陆海战略通道，通过实体项目的实施，推进区域基础设施、基础产业和基础市场的形成，促进广泛的互联互通，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共同形成有利于共同发展的贸易投资乃至人员、信息和资金移动的新规则。这样，就有可能从根本上缩小经济发展差距，纠正世界经济发展不平衡，形成“后危机时代”全新的国际经济合作新思维，确立符合世界经济发展多样性的合作新范式。

    中国经济时报：“一带一路”在推进全球互联互通进程时，为什么要注意协调多利益相关方的关系？

    翟崑：“一带一路”是开放的，牵涉地区及全球的利益相关方。中国需要掌握和运用国际上通行的“多利益相关方”模式，尽量让国内外相关的利益方共同受益，实现与中国的对接式、捆绑式的发展。通常来讲，沿线国家的利益相关方来自官方、商业、产业、学术、媒体、军队、民间、宗教等各个领域的组织。只有把这些利益相关方的利益考虑到，照顾到，协调到，才能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顺利推进，共同受益。任何一方的利益考虑不周，就有可能造成行动不力，在某个环节“掉链子”，突发问题，影响全局。这就需要中国强化与国内外利益相关方的利益协调与创增，兼顾从草根民众到精英阶层等各层次利益的诉求，将决策者、谋划者、执行者、建设者、参与者、评估者整合成一个有机运作的整体。尤其是，要注意与美国、日本、印度等利益相关方的政策协调，合作共推，体现“一带一路”的开放性和普惠性，最大程度地降低风险和竞争。

    中国也清醒地认识到，只靠中国出资金、出技术，以包办的方式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是不可能的，故而提出“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则，筹备亚洲基础建设投资银行、丝路基金，以“众筹”的方式建设“一带一路”，获得越来越多的理解与支持。

    中国经济时报：在当今全球治理格局下，推进全球互联互通将面临哪些艰难险阻？

    翟崑：在后金融危机时代，“一带一路”建设将越来越直接地面临全球性的安全困境、发展瓶颈、治理失灵等挑战。这些挑战同时加剧、交织叠加、联动共振，是复合型的安全难题。“一带一路”涉及的多个亚非欧国家和地区，也是当今世界地区热点问题较为集中和易引发冲突地区，面临恐怖主义、环境破坏、水资源缺乏各种非传统安全及其治理问题。全球非传统安全问题日益呈现相互交织、伴生、传导、蔓延的趋势，容易形成多因素、长链条、跨国性的复合型危机，加上网络新兴媒体的传播，使得危机管理和社会治理十分困难。尤其是目前包括国家和非政府组织在内的各种机制虽然不断发展，但仍难以联合应对，更缺乏综合治理机制。因此，“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必然是国内治理与地区治理、全球治理相融相通，求取最大公约数的过程，应该会催生新的地区乃至全球治理的共识和实践。

    中国经济时报：你个人对推进全球互联互通有什么整体、系统建议？

翟崑：首先是促进周边和全球实体空间和虚拟空间的连接。“一带一路”不仅将沿途乃至世界的海陆空天的实体空间连接起来，也通过互联网和物联网把虚拟世界和基础设施等连接起来。

    其次是促进周边市场空间和制度空间的对接。“一带一路”的建设涵盖基础设施建设，自贸区建设，涉及金融投资货币领域，理论上有助于垫平周边市场洼地，打通周边制度障碍。

    第三是促进周边文明空间与心理空间的衔接。文明空间更强调整体性，“一带一路”沿线共生多种文明，多种文明的和谐共处，化敌为友，是人类共同梦想。